一个时代处于上升时期,也就是知识的成长期,人们是以求知为荣的,而数学是最纯粹,最无功利的知识。在这个份上,可以把追求数学作为一个时代的理性的标志。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,有自发的数学辩论会。还有搞“数学决斗”的,即互相出一些数学题目,让对方解答,谁先完成谁就获胜。还有人在路边“摆数学摊点”,用自己编制出来的题目去寻找同好。这种情景,和我们今天的朋友相聚,或者哪怕是陌生人,见面就可以谈腐败,讲谁又被抓了,并且不会脸红的盛况有点相似,但前者令人感动,像婴儿的笑声,也像树苗的拔节,而后者则让人气血不畅,迟早生出病来。尖锋培优学校
那个时期的欧洲有不少数学家就是这么业余的,纯粹追求知识得来的。前些年才被解决的费马猜想,是十七世纪的法国的法官,业余数学家费马提出的,他同时还有许多数学贡献。这样的例子并非罕见。这叫时代风尚,简称时尚。但在那时和今天的中国人看来,这都叫犯傻。法官搞数学一点用处都没有,费马的数学知识数他的工资应该早都够用了。
但人类本来就有追求知识的天性,搞到全民鄙视知识的地步,也真是不容易。罗素(也是一位数学家,哲学家,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)说他的人生动力有两个,一是对人类苦难的悲悯之心,一是对纯然的知识的追求。“纯然的知识”很可能是“无用的”。追求知识是可以超越功利的。
清末近代数学传入我国,我们的先辈们在那时是那么求知若渴,很快有了我们自己的现代数学家。到抗战时期,国运那样艰难,中国最优秀的数学家也是国际级的。他们是怎样追求知识的?有一年我在昆明,发现西南联大的数学系的一件事。我抄的笔记不在身边,大致记得是,当时美国兴起微分几何,大约是陈省身立即从美国寄回一本有关的书到昆明,江泽涵等就组织学生抄,抄一段,大家讨论一段。
现在我们知道陈省身教授和江泽涵教授都是世界级的数学家,他们就是这样“走在世界科研的前沿”的。当时是哪些孩子在抄那本英文数学书呢?就是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们。你可能只记得这两个人的名字,但其实那个时代有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青年,都是这样在学习。培优学校